魔兽世界随从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主辦

 

運輸型犯罪研究

  發布時間:2015-07-03 10:27:03


 2014年,我省東京城林業基層法院審理的河南籍被告人鮑某、田某、蘇某等四人非法運輸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野生動物案一經宣判,立即引起輿論媒體廣泛關注,“耍猴被判刑”一時成為網絡熱點,直至二審法院改判四被告人無罪后,這一案件引發的爭論才漸漸平息。在社會公眾對“濫用司法權力”、“機械適用法律”等問題的爭論過后,也使更多人清醒和理智地認識到對于這類“運輸型犯罪”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目前,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對運輸型犯罪的研究多限于對個罪條文的分析闡述,缺乏較深層次的理論分析和系統歸納。基于此,有必要對該類犯罪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的闡釋。

   一、運輸型犯罪的概述

   (一)運輸型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所謂運輸型犯罪,指的是違反刑法規定,采取攜帶、郵寄、利用他人或使用交通工具將違禁品在國內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的犯罪行為。

   運輸型犯罪主要散見于刑法分則第125條、171條、341條、344條、345條、347條、352條的規定,其運輸的對象包括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假幣,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制品,盜伐、濫伐的林木,毒品,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該類犯罪侵害的法益較為單一,即國家對特定物品的管理秩序。該類犯罪多存在于一些選擇性罪名中,運輸行為是可供選擇的行為方式之一。這類犯罪均具備以下特點:

   1.運輸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在上述八類犯罪中,運輸行為的對象均是法定的違禁品,且該運輸行為本身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并為刑法所明確禁止。上文中提及的交通肇事罪和危險物品肇事罪中的運輸行為雖然也具有違法性,但它們違反的只是交通運輸管理法規,而不是更為嚴厲的刑法,因此其不具有刑事違法性,不能被劃分為運輸型犯罪。

   2.運輸對象的法定性。運輸型犯罪對象只能是刑法確定的違禁品。學界對違禁品的認識是一致的,所謂違禁品是指國家規定不允許私自制造、銷售、購買、持有、使用、儲存、運輸的物品,如槍支、彈藥、毒品、淫穢物品、放射物品,等等。違禁品的種類很多,并非只要運輸違禁品的都構成犯罪,如竊聽,竊照專用間諜器材屬于違禁品,但刑法并未將運輸這些物品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因此,只有刑法禁止公民運輸的違禁品才是運輸型犯罪的對象。

   3.侵害法益的單一性和特定性。該類犯罪通常存在于一些選擇性罪名中,其侵害的法益與其他可選擇的罪名侵害的法益具有同一性,且較為單一。如非法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罪,非法運輸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制品罪,其侵害的法益均為單一法益,即國家對特定物的管理秩序。另外,雖然同樣以運輸方式構成犯罪的走私類犯罪不具備侵害法益單一性,但兩者的最根本區別在于走私類犯罪對于特定法益,即國家海關監督管理秩序的侵害。因此,運輸型犯罪對于法益侵害的另一個特征便是不能侵害國家海關監督管理秩序,否則即轉換為走私類犯罪。

   (二)運輸行為犯罪化依據

   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典都有運輸型犯罪的立法規定,其必然有某種內在的價值因素,或者說社會正義對某些運輸行為給予否定性評價總是具有正當性的。運輸型犯罪的立法依據可以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運輸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某種行為之所以被犯罪化,是以該種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該種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時,我們才可以將其犯罪化”,[ 魏東主編:《現代刑法的犯罪化根據》,中國民主法制出版,2004年1月版,第43-44頁。]“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立法者啟動刑事立法權的唯一根據”[ 李立眾:《為現行犯罪概念辯護》,載于《法律科學》,1999年第2期。]。在運輸型犯罪中,運輸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源于其運輸對象的危害性。各種違禁品都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危險,并滲透于生產、流通、使用的每一個環節。為強化對該類物品的管控,立法者必須在各個環節予以刑法規制,針對每一個環節的行為予以獨立評價。

   2.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平衡。犯罪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立法者對于刑法價值進行中道權衡的過程。[ 參見魏東主編:《現代刑法的犯罪化根據》,中國民主法制出版,2004年1月版,第29頁。]運輸刑法所確定違禁品的行為之所以被犯罪化,政策理論依據就是刑事政策的價值選擇,即維護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平衡。立法者在首先對社會上人的行為進行類型化,再對類型化行為的性質進行判斷,以確定哪些行為對社會不具有危害,哪些行為具有一定的危害但無須運用刑法規范進行調整,哪些行為具有相當的危害并需要運用刑法規范進行調整。對運輸刑法規定違禁品行為的犯罪化也遵循著上述原則,國家在盡量保證公民權利的同時,也必須對于某些運輸特定違禁物品的行為進行管控、約束,進而遏制犯罪行為的發生,其目的也在于更好的保障人權。

   二、運輸型犯罪的犯罪構成

   (一)運輸型犯罪的主體及侵害的法益

   運輸型犯罪的主體有二類。一類是自然人,即已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一類是單位。即單位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運輸型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在運輸型犯罪中,有些罪的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如運輸假幣罪。有些罪的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如運輸毒品罪。 運輸型犯罪依據犯罪對象的不同,其侵害的法益亦有所不同。但其最明顯的特點是其侵害的法益單一且與其他可選擇的罪名侵害法益的同一。

   (二)運輸型犯罪的主觀方面

   運輸型犯罪均為故意犯罪,過失不構成此罪。

   1.運輸型犯罪的認識因素。在運輸型犯罪中,行為人不但要對運輸對象屬于法定違禁品有認識,而且還要對運輸行為本身的性質有所認識,也就是說行為人的認識內容具有雙重性。一是行為人必須要明知自己所運輸的對象是刑法所明確的違禁品,而有意運輸,如果行為人確實沒有運輸該類物品的故意,即使客觀上運輸了該類物品,也不能認定為運輸型犯罪。違禁品的流轉以法律規制為要件,只有行為人在主觀上違反法律規制,該行為才具有可罰性。二是行為人已經認識到其所實施的是或者可能是將國家禁止或嚴格控制的特定物品進行載運和輸送這一特定行為,即對行為性質的明知。

   2.運輸型犯罪的意志因素。關于運輸型犯罪的意志因素,有學者認為它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理由是法律禁止或嚴格控制行為人必須對行為對象是明知的,才構成犯罪,而且,對運輸結果的發生,行為人都是報積極追求的態度。換言之,運輸結果的發生,行為人只能由積極追求行為才能實現,不存在放任的情形。[ 參見姚慧樣著:《運輸型犯罪初探》,載于《中國刑事法雜志》,總第46期。

   但本文認為,運輸型犯罪中同樣存在間接故意的可能。例如,販賣運輸毒品的行為人利用其他行為人好占小便宜、講哥們義氣等心理,以許諾借款、購買車票、贈送物品等方式,要求其運送毒品,雖然未明確講明所運物資即毒品,但行為人完全可能根據運送地的毒品犯罪情況、委托者平時的生活支出情況以及毒品的偽裝情況推定其所運送的是毒品而放任自己的行為的情形即為間接故意。

   (三)運輸型犯罪的客觀方面

   運輸型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違反有關法律規定,將違禁物品進行載運和輸送的行為。行為人實施運輸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如攜帶、托運、郵寄等。運輸形式的不同,不影響運輸型犯罪的構成。

   1.運輸行為與相關犯罪行為的比較

   (1)運輸行為與持有行為的比較。首先,兩者的立法旨意不同。立法者規定持有型犯罪是為了強化刑法的控制功能,遏制后續犯罪的發生。持有行為之所以受到刑法否定性評價在于其自身具有擾亂社會秩序的客觀危害屬性。其次,兩者的行為表現不同。持有行為強調的是行為人對行為對象的支配與控制,而運輸行為注重的是行為對象的空間位移,盡管運輸過程中也始終存在著對運輸對象的控制,但必須明確的是這種控制實際上是伴隨運輸行為而產生的一種行為狀態。最后,兩者的行為目的不同。運輸型犯罪行為人的行為目的是為了使特定物品發生空間位移,而持有型犯罪并不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特定的目的,行為人的行為目的具有模糊性和不可求證性,甚至會出現行為人無目的的持有。

   (2)運輸行為與轉移行為的比較。首先,兩者的行為對象不同。從《刑法》分則的具體規定來看,轉移型犯罪的對象是毒品、毒贓、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運輸型犯罪的對象比轉移型犯罪的對象范圍要廣。其次,兩者的行為目的不同。轉移行為不管其行為對象發生位移的方式和范圍如何變化,只要行為人具有幫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行為目的,就應當構成轉移型犯罪。而運輸型犯罪中行為人具有使特定物品發生空間位移并促使其進一步流通的行為目的。

   (3)運輸行為與走私行為的比較。首先,兩者所侵犯的法益不同。運輸行為侵犯的是國家特定物品的管理秩序,而走私行為不僅侵犯了國家特定物品的管理秩序,還侵犯了侵害國家海關監督管理秩序。其次,兩者所實施的地域范圍不同。運輸型犯罪中的運輸行為全都發生在我國境內,而走私違禁品的行為一般需跨越國境,即使是間接走私行為,雖然沒有跨越國境,但是該行為與進出國境有著直接的聯系。最后,兩者行為對象不同。運輸型犯罪的對象是國家禁止運輸的特定物品,而走私行為的對象是國家禁止、限制進出口或是依法應當繳納關稅的貨物、物品,顯然后者的范圍相對要廣些。

   2.運輸對象的認定

   運輸型犯罪中運輸對象的性質直接決定了對犯罪主體行為的評價,運輸行為刑罰正當性的根據即在于特定運輸對象的刑事違法性。因此如何對運輸對象進行準確的界定至關重要。運輸的對象是刑法對其予以否定性評價的物品,概括來講即是法定的違禁品。如前文所述,具體包括:禁止私自制造、銷售、持有、使用、運輸的物品,例如槍支、彈藥、毒品、淫穢物品等。必須要注意的是,對象不能僅以違禁物品的違法屬性作為形式上的認定標準,而是應當從刑法專業角度出發,準確把握其實質特征。例如運輸具有合法馴養手續的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野生動物,其運輸對象本身表面上看屬于刑法所規定的違禁品,但因其具備了合法的手續而轉變成為可以流通的物品,此時的運輸行為應當排除其違法性。

   三、運輸型犯罪的司法適用

   司法實踐中運輸型犯罪在具體的認定中情況錯綜復雜,如何正確認定該類型犯罪的特殊形態是擺在司法實務部門面前重要的課題。

   (一)運輸型犯罪罪數形態的認定

   當運輸行為的前置行為和后續行為與其性質相類似時,通常會被表述在同一法條的罪狀之中,屬于選擇性罪名。具體而言,根據所實施的案件種類的不同可劃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行為人在同一案件里實施了運輸及其關聯行為。例如,王某對同一宗毒品實施了制造、販賣和運輸行為,該情形應當如何定性?顯然不應當對此類案件實行數罪并罰,2008年最高法院下發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毒品座談會紀要》)中也明確規定了選擇性罪名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規則,對同一宗毒品犯罪實施多種犯罪行為時并列確定罪名,不實施數罪并罰。

   二是行為人在不同宗案件中分別實施了運輸及其關聯行為。例如,行為人在一宗案件販賣毒品,在另外一宗運輸毒品,兩宗案件中的行為不存在手段與目的或原因與結果的牽連關系,這種情況又該如何定性?有學者指出,只要不是針對同一宗毒品,所實施的行為之間就不具有吸收或牽連關系,該種情形應以販賣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兩罪并罰。但本文認為,此種觀點不甚妥當。首先,數罪并罰不利于實踐中辦案人員對案件的處理。其次,選擇性罪名與普通罪名相比有其特殊性,將作為選擇性要素的多種犯罪行為以一罪論處,并未超出同一構成要件的范圍。這一點,《毒品座談會紀要》中:“對不同宗毒品分別實施了不同種犯罪行為的,應對不同行為并列確定罪名,累計毒品數量,不實行數罪并罰”的規定也可以體現。

   (二)運輸型犯罪未完成形態的認定

   運輸型犯罪是以行為方式作為劃分標準的一類罪,學界對此基本上也達成共識,主張運輸型犯罪是行為犯而非結果犯。目前刑法學界將行為犯分為過程行為犯和即成行為犯兩種。過程行為犯是指行為人將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所有符合具體構成要件內容的實行行為實施完畢就構成犯罪的既遂,倘若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將全部行為實施完畢,則屬于犯罪的未遂。而即成行為犯是指行為人只要著手實施刑法分則所規定的實行行為便構成犯罪既遂,并不需要行為人將構成要件中的行為全部實施完畢。即成行為犯只有在對象不能犯的情況下才成立犯罪未遂。

   在本文看來,將運輸型犯罪界定為過程行為犯還是有其可取之處。首先,對運輸行為屬性的界定應當從其內涵出發,這樣不僅利于人們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作出合理的預期,也利于人權的保障。“運輸”在日常用語中是指利用交通工具實現人或者物的空間位移,顯然將其界定為過程行為犯符合對其基本詞意的理解。其次,為了確保法的穩定性,我們應當盡量保證各部門法概念的協調和統一,在解釋刑法意義上的運輸行為時可以參照民法中關于運輸合同的規定。按照此規定,運輸是指承運人將人或物從始發地運往目的地并獲取報酬的行為,行為人將標的物送至目的地即表明運輸行為實施完畢。據此,將運輸型犯罪理解為過程行為犯符合法律體系穩定性的要求。

   盡管運輸方式種類很多,但是我們根據行為人在控制運輸對象的過程中是否存在介入因素可以將該類犯罪分為自運型犯罪和托運型犯罪。自運型犯罪中行為人在運輸過程中始終直接控制著違禁物品,運輸行為是在其運輸故意的支配下實施的。此情況下,當行為人所運輸的違禁物品尚未進入起運階段,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抓獲的構成運輸犯罪預備;行為人使所控制的違禁物品處于隨時可以運輸的狀態即為該類型犯罪的著手;行為人使運輸對象實現了空間位移即構成犯罪既遂。這里的“空間位移”在理解時應注意二個方面:第一,“空間位移”與運輸目的地到達與否無關;第二,“空間位移”本質屬于距離問題,距離的長短不能機械判斷,如跨城市、跨區域等,應當根據人們的通常觀念來判斷。托運型犯罪是行為人將違禁物品隱藏后以看似合法的形式交由交通運輸部門代為運輸的行為。此情況下,行為人開始辦理托運的行為即是該類型犯罪的著手,行為人辦理托運成功,其主觀支配下的運輸行為實施完畢,即構成運輸犯罪的既遂。行為人在辦理托運手續之前由于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案發的成立運輸犯罪預備;行為人從開始辦理托運到托運成功期間,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成功辦理的成立犯罪未遂。

   (三)運輸型犯罪共犯形態的認定

   運輸型犯罪與其他類型化了的犯罪相比,共同犯罪形態有其獨特的表現形式,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具體的分析:

   1.行為人分別實施選擇性罪名中的行為構成的共同犯罪

   目前刑法將運輸型犯罪都規定在選擇性罪名中,為了對該類型犯罪的共同犯罪形態進行準確的把握,應當首先從選擇性罪名入手。具體來講,可以將其分為以下幾種情形:

   (1)行為人之間缺乏明確具體的分工,共同實施了選擇性罪名中的全部或部分行為。在此情況下由于數個行為人基于相同的犯罪目的實施了犯罪行為,因此應當成立共同犯罪。例如,在非法制造、買賣、運輸危險物質罪中,如果犯罪分子共同實施了運輸危險物質的行為即構成非法運輸危險物質罪的共犯;如果犯罪分子共同實施了制造、運輸危險物質的行為,則應當成立非法制造、運輸危險物質罪的共犯。

   (2)行為人在具體分工的基礎之上分別實施選擇性罪名中的部分行為。該種情況之下,行為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相互間存在著分工合作。由于選擇性罪名是同質排列形式的特殊罪名,其規定的數行為雖然表現形式有差異但性質卻是相同的。因此雖然行為人看似分別實施了不同的行為,但其實相當于共同實施了數個犯罪行為。例如在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中,張某、李某、趙某三人商定,由張某收購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李某負責運輸此動物,吳某負責出售該動物,則三人應當共同構成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顯然三人共同構成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瀕危野生動物罪,每個行為人都應當對三人所實施的全部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3)行為人基于不同的犯罪故意,分別實施了選擇性罪名中的不同行為。例如,張某從李某處購買到毒品并予以運輸的,由于兩人基于各自的利益實施了犯罪行為,雙方之間缺乏共同的意思聯絡。因此該情況下應當依照行為人各自實施的行為所構成的犯罪定罪處罰,雙方之間不應當成立共同犯罪。

   2.受雇實施運輸的行為人與雇主構成的共同犯罪

   在某些運輸型犯罪中,特別是在運輸環節風險系數較高的毒品犯罪中,運輸型犯罪的上游犯罪分子雇傭馬仔運輸毒品的現象普遍存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對雇主和受雇實施運輸行為的行為人進行定性,本文認為應當依照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分以下兩種情況進行認定。

   (1)受雇者與雇主之間只存在共同運輸的犯罪故意,受雇者除了向雇主收取運輸酬勞外并不參與其他相關聯的犯罪活動。雇主在整個犯罪活動中起組織領導的作用,而受雇者實際上接受雇主的委托實施了運輸違禁物品的行為,顯然兩者間只是單純的雇傭關系,因此兩者應當在運輸型犯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

   (2)受雇者和雇主之間存在共同實施犯罪的故意,雙方并非單純的雇傭關系,受雇者實施的運輸行為只是所參與的所有犯罪中的一部分。兩者雖然在具體分工上有所區別,但實際上受雇者的運輸行為是在雙方共同意思支配下實施的,是整個犯罪的有機組成部分。在該種情況之下,受雇者與雇主實施的行為與整個犯罪活動息息相關,因此兩者構成共同犯罪,應當對其共同實施的全部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參考文獻:

   [1]魏東主編:《現代刑法的犯罪化根據》,中國民主法制出版,2004年1月版,第43-44頁。

   [2]李立眾:《為現行犯罪概念辯護》,載于《法律科學》,1999年第2期。

   [3]參見魏東主編:《現代刑法的犯罪化根據》,中國民主法制出版,2004年1月版,第29頁。

   [4]參見姚慧樣著:《運輸型犯罪初探》,載于《中國刑事法雜志》,總第46期。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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