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随从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主辦

 

關于如何運用司法手段推進我省生態文明建設的調研報告

  發布時間:2014-08-26 22:18:28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規模的不斷擴大,環境污染、環境破壞問題日趨嚴重,如近年來頻繁被媒體曝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大氣PM2.5、土壤重金屬污染等環境污染事件,以及非法捕獵盜獵、濫采濫伐礦產林木等生態資源違法案件,凸顯出生態資源保護不力等問題。如何發揮司法功能,運用司法手段促進生態資源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權益,使受損害的環境生態資源得到恢復性保護,也已成為人民法院需要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為此,我們專門組成課題組對我省生態資源保護情況進行調研,并對如何運用司法手段保護大美龍江、推進我省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和建議。

   一、我省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的基本情況

   據統計,我省近三年來受理的各類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中,刑事案件850件,行政案件519件,民事案件256件,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案件2235件。

   從調研情況看,我省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大體具有以下特點:

   1.行政處罰案件多于訴訟案件,刑事、行政訴訟案件多于民事訴訟案件。三年來,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共計1625件,遠低于行政處罰案件。訴訟案件中,刑事、行政案件相對較多,民事案件少。涉生態資源保護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共計1369件,分別占到全部訴訟案件的52%、32%,刑事案件主要為盜伐、濫發林木,行政案件主要為相關企業、個人因不服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而提起的行政訴訟。而近三年來全省法院受理環境侵權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僅為15件。

   2.案件類型相對集中。我省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類型主要集中為盜伐、濫伐、非法運輸、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犯罪等。以伊春地區近三年來處理的1331件(包括行政處罰案件數,下同)涉林案件為例,以盜伐林木論處的有745件,占所有涉林案件的56.01%,是伊春地區最高發的涉林案件;其次為非法收購、非法運輸,所占比率分別為17.18%、2.6%。涉林違法行為人多以自行車、手推車、摩托車為運輸工具,采取“螞蟻搬家”的方式對林木資源進行蠶食。如2010年,湯旺河林業局一次銷毀用于運輸偷盜林木的自行車就達500多輛。違法犯罪涉案木材材積較小,涉案材積不足2立方米的行政處罰案件達1300件,占涉林案件總數的97.71%。以自行車為運輸工具為例,每次偷盜運輸的木材材積都低于0.5立方米。

   3.案件分布區域性強,地域特色較為明顯。我省生態資源分布的地域性特點,決定了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具有一定的區域性。如涉礦產資源案件主要集中在雞西、七臺河、鶴崗、雙鴨山等煤炭資源豐富的城市,而涉林業資源案件則主要集中在大興安嶺、伊春等林區。

   4.破壞林業資源案件“以罰代刑”“以罰代管”情況比較突出。一方面,對于盜伐、非法收購、運輸等涉林犯罪,不夠刑事立案標準的,行政機關多以罰款的方式予以處理。另一方面,對于符合刑事立案標準的,由于涉案數額相對較小,一般被告人都被判處非監禁刑,并判處一定的罰金。如僅伊春地區近三年來268名罪犯中,被判處非監禁刑177人,占犯罪人數的66%。其中以被判處緩刑最多,共計115人,占犯罪人數的42.9%。但由于罰金刑處罰標準的不統一,導致在主刑判處相同刑期的情況下,罰金數額各不相同,差距較大。

   5.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承擔方式以損害賠償為主。雖然按照《民法通則》規定,環境污染的責任主要包括恢復原狀、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損害賠償責任等責任形式,但在司法實踐中,大多數當事人提出的均是具體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將環境污染責任定位于損害賠償責任。而且,人民法院在判處侵害人承擔責任時,也往往以損害賠償責任為主,較少運用到“恢復原狀”等責任承擔方式。

   二、生態資源保護的司法困境

   司法權在現代法治國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司法救濟是公民權利的最后一道保護屏障,但是在我國生態資源保障體系中,司法權的作用卻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一方面,傳統的理論和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或削弱了司法救濟對生態資源的保障功能。另一方面,我國生態資源法律體系不健全,生態資源保護的司法救濟措施不完善。

   1.生態資源保護意識不強和司法能力不足限制了司法職能作用的發揮。當前,一些法院和法官生態資源保護意識不強,不能正確認識人民法院在生態資源保護方面所擔負的職責。被動司法、機械執法,不能夠從生態資源保護大局出發,在執法辦案過程中做好生態資源保護相關工作。同時,由于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特別是環境侵權案件和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普遍存在案件事實認定難、法律適用難、矛盾糾紛化解難等問題,屬于新型、疑難復雜案件,這對法官綜合審判能力是很大的考驗。但當前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生態資源審判力量匱乏、審判經驗不足、專業技術人員短缺的現象,整體審判水平和能力不足以應對解決復雜、多樣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的需要,使得人民法院對生態資源保護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

   2.生態資源保護立法不健全,導致法律適用難。我國的生態資源保護立法滯后,而且不同的法律規定之間還存在沖突,致使人民法院在審理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過程中,法律適用方面存在困難。目前,我國生態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憲法》、《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環境保護法》,海洋、大氣、水、固體廢棄物和噪聲等污染防治方面法律,森林、草原、漁業、土地管理、礦產資源、水土保持、野生動物保護等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以及《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有關法律和法規。此外,國家授權的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作出的與環境侵權相關的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以及民事訴訟法律方面的相關規定也是生態資源司法保護的重要依據。從總體上看,我國已經形成了根本法——民事基本法——環境保護基本法——環境保護單行法這樣一個系統、層次鮮明的生態資源保護法律體系。但由于相當一部分立法是1992年之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這些帶有計劃經濟特征的法律規定已明顯地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適應。一是一些環境法律原則性規定過多,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存在立法空白,很多重要環境領域沒有法律規定,如我國雖然已制定了各種環境區域的環境噪聲標準,但并未將其列入《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中;三是環境法律的修改工作遲緩,如1989年制定的《環境保護法》早已不能適應現實需要,但至今尚未修改。另外,法律規定之間存在沖突。根據《民法通則》第124條的規定,環境侵權須以“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為前提,而環境保護法及各單行法的規定并無此要求。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應當優先適用《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但是在審判實踐中,由于法官法律素養的差別和對法律法規解讀的不同,同樣案件的法律適用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審判結果。另外《環境保護法》與單行法規的規定也存在矛盾處,如其關于環境影響的評價與《環境影響評價法》不協調,其關于排污收費規定與《排污費征收管理條例》相沖突。再如,根據《標準化法》的規定,國家制定的強制性標準必須執行,對違反者要處以罰款甚至追究其刑事責任;而現行環境法只要求超標排污者繳納排污費即可,并不認為超標排污系違法行為。這就直接違反了《標準化法》的規定,造成法律體系內部的不協調。

   3.公民尋求環境侵權司法救濟渠道不暢通。一方面,涉生態資源保護民事糾紛案件難以進入司法渠道。我國生態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主要還是強調政府行政權對環境保護的主導作用,強調行政法和刑法的救濟作用,特別是對環境損害的民法救濟重視不足,進而導致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尤其是環境侵權案件的立案難問題。同時,由于我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一些環境保護案件因訴訟主體不符合條件而難以進入訴訟程序。絕大部分案件只能通過當事人投訴、上訪及媒體曝光的方式反映訴求、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即使環境侵權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受害人想順利獲得賠償,也存在諸多困難。原因在于:公民(或受害人)常常處于弱勢地位,其在環境狀況知情權方面相對乏力,直接導致公民在環境侵權司法救濟上存在有效信息缺乏、取證困難等障礙。環境污染往往存在潛在性、長期性、隱蔽性,而企業達標排放的進程中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給環境侵害的因果關系判定、主體確認等帶來一系列的難題,也影響了環境侵權司法救濟的及時進行。同時,現行司法程序對于解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問題還存在著效率過低、成本過高等問題,導致一些受害人不愿選擇司法救濟途徑。

   4.人民法院對環境侵權案件管轄不明確。根據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但由于環境污染影響的范圍無法依循行政區劃設置而進行人為的分割,很多環境污染的侵權行為地和損害結果地分屬于不同的行政區域,特別是水污染、空氣污染,往往是“上游污染、下游受害”,導致人民法院對此類案件管轄權不清,出現相互推諉現象。

   5.涉生態資源保護民商事案件“審理難”。生態資源保護案件涉及相關知識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特別是對于損害結果與污染行為因果關系的認定、損害賠償范圍的確定,僅憑法官的主觀判斷難以界定,需要依賴較為復雜的技術鑒定,甚至有些無法進行鑒定。此時,則需要法官綜合平衡考量,這對法官綜合審判能力是很大的考驗。另外,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尤其是環境侵權案件,受害人舉證困難。環境污染是一種間接侵權行為,加害人的加害行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財產之上,而是通過“環境”這一中介物,對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損害,其過程表現出極為明顯的間接性。同時,各種污染物質來源廣泛、性質各異,從而使得損害過程變得異常復雜,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尤其是疾病損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時發現,常常要潛伏很長時間,即使發現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環境污染侵權行為的上述特征,致受害人舉證困難,進而使得人民法院在是否存在侵權行為認定上存在困難。

   6.涉生態資源保護刑事案件“歸罪難”。為了加大對環境犯罪的懲罰力度,我國刑法專設了一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把污染環境,破壞土地、礦產、林木、水資源等嚴重破壞環境資源行為確立為刑事犯罪。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證難、鑒定難、認定難等實際問題的存在,使得刑法的相關規定并沒有得到良好的執行。一方面,環境犯罪的危害結果具有潛伏性,行為人的危害行為不能使環境的危害結果很快的顯現出來。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的不發達、專業檢測人員的缺乏等原因導致環境犯罪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鑒定困難。另外,一些人鉆法律的空隙,逃避刑事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對于一年內多次盜伐、濫伐少量林木未經處罰的,累計其盜伐、濫伐林木的數量,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一些涉案人員采取每次將盜伐的木材體積數控制在2立方米以內,一次一處罰,事后再盜伐的方式,逃避刑事責任的追究。如某公安分局一年之內因盜伐林木對王某行政處罰五次,其每次盜伐林木數量均不足2立方米,雖然累計盜伐數量已經達到2.43立方米,因其已受行政處罰而無法對其進行刑事處罰。而王某為了挽回被罰款給自己造成的損失,變本加厲盜伐林木,陷入“越罰越盜,越盜越罰”的惡性循環,最終損害的是珍貴的森林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

   7.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執行難”。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執行難”問題是影響生態資源司法保護的一個重要問題。對于環境侵權案件而言,如果法院判決企業停止環境污染行為,并限期企業對環境污染問題進行整改,那么會出現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例如企業運行資金鏈條發生突然斷裂、銀行緊催貸款、債權人全部主張債權、企業面臨破產、職工面臨失業等,從而影響社會穩定。這時政府便會出面干預執行。如果法院判決一個企業停止侵害,涉及到企業的搬遷,那么執行起來的難度就會更大。所以說,環境污染問題就是“滾雪球”,時間越長就越不好治理。另外,有的法院在涉生態資源保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附帶民事訴訟中,在判令加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同時,還判決其承擔消除污染、恢復原狀的責任,對消除污染、恢復原狀的判決的執行問題更是難上加難。因為對于加害人不執行此項判決的,法院無法像金錢給付判決一樣容易強制執行。而且,很多受害人往往關心的是金錢賠償是否到位問題,對于消除污染、恢復原狀的判項往往不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故法院無法了解該項判決是否已經履行完畢。

   8.缺乏責任保險、賠償或補償基金等損害賠償責任保障制度。因而,常常出現受害人的損害因加害人支付能力不足、加害人不明而難以填補等現象。

   三、對運用司法手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思考和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在生活水平提提高的同時,人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也在不斷惡化,水質污染、土壤惡化、霧霾籠罩等各種環境問題,使得人們生存的環境質量下降,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生態資源保護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實踐表明,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如果得不到公正處理,不僅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救濟,生態資源也得不到有效保護。因此,必須通過完善生態資源保護的司法救濟程序,不斷提高公眾的維權意識和能力,為可持續發展道路和循環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的司法保障。

   (一)切實提高思想意識,不斷強化保障和服務生態文明建設的責任感和自覺性

   1.深刻認識加強生態資源司法保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是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是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黨和國家均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地位,是新時期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目標。人民法院應主動融入工作大局,在審判工作中主動更新觀念,提高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增強對生態文明建設內涵的理解,讓科學發展觀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入腦、入耳、入心,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省委、省政府加快推進大美龍江建設的重大決策上來,進一步增強保障和服務生態文明建設的責任感和自覺性,為人民法院積極參與大美龍江建設打下堅實的政治和思想基礎。

   2.深刻認識人民法院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法院要深刻認識服務和保障生態文明建設是當前人民法院肩負的重大政治、法律和社會責任。人民法院不僅可以通過司法審判來懲處破壞生態建設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依法制裁亂墾濫伐、浪費資源、破壞耕地、污染環境等違法行為,調處各類因資源、環境而引發的各種糾紛和矛盾,監督和支持生態環境保護部門依法履行生態環境保護職責;也可以通過司法裁判的引導作用,引導人們自覺遵守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自覺熱愛和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在全社會倡導良好的生態環保觀念。

   3.正確把握審理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的司法原則。一是堅持預防和補救并重原則。環境侵權是廣泛而嚴重的社會性權益侵害,一旦發生,很難治理和恢復,且治理所耗費的時間、金錢的代價相當高,因此,預先采取防范措施比事后治理要經濟得多。“排除侵害”主要適用于已經實施了侵權行為或侵權行為正在造成受害人損害的場合,這種責任方式具有防止造成損害結果的發生或避免造成更嚴重的損害結果的功能,是一種積極的具有預防作用的責任方式。 “賠償損失”是適用范圍最廣泛的一種責任形式,在生態資源的司法保護中被廣泛適用,在恢復受害人經濟上的損失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而,建立預防性的“排除侵害”與補救性的“損害賠償”并重的救濟理論和制度極為必要。二是堅持利益衡量原則。可持續發展作為“解決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唯一出路”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因此,生態資源司法保護必須立足于環境保護,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協調,即可持續發展的司法保護制度。可持續發展民事法律救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利益衡量,即要求司法機關在適用侵權救濟制度時,權衡多種利益沖突,在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正義間尋求合理的平衡。三是堅持環境侵權損害填補的個別化與社會化相結合原則。損害賠償的社會化是指將環境侵權行為所發生的損害視為“社會損害”,使環境侵權損害賠償制度與責任保險、賠償或補償基金、社會安全體制等環境損害填補的保障制度密切銜接,通過高度設計的損害填補保障制度,由社會上多數人承擔和消化損害。由于環境侵權損害填補保障制度以損害的合理分配為出發點,注重損害的補償功能,而將其懲罰或制裁效果減至最低,因此,它既可以及時、充分地救助受害人,維持社會穩定,又可避免加害人因賠償負擔過重而破產,保護了經濟發展,從而為各國所接受。所謂環境侵權填補責任的個別化,是指在環境侵權責任人確定或可以確定的情形下,通過確定責任人,由責任人自己,或借助相應的損害賠償制度,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環境侵權損害填補責任的個別化與損害填補責任的社會化只是相對的,并不是絕對的,“只是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存在交叉、重合乃至包容之處,是兩個相容而非相斥的概念”。兩者相互結合,在環境侵權損害賠償領域中共同發揮作用。

  (二)強化審判職能,妥善審理好與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各類案件

   1.敞開生態資源司法保護的大門,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訴權。人民法院立案部門要按照規定加強立案審查,對于符合法定起訴條件的案件,要充分保障當事人訴權,依法及時立案。可以考慮適當放寬立案標準,如環境侵權案件,原告起訴時只要提交被告實施了環境侵權行為、侵權結果損害了原告利益等形式證據,人民法院即可對原告的起訴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對于不符合起訴條件或者不屬于法院主管的問題,在依法作出處理前,應向起訴人說明原因,告知其依法解決問題的途徑;對于政策性、敏感性強,難以單純通過訴訟解決問題的爭議,要慎重對待和處理,盡可能協調當地黨委、政府將矛盾化解在訴前。對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就污染環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的,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認真審查,依法受理。

   2.積極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妥善審理好與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各類案件。一是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嚴厲打擊各類破壞生態資源的犯罪行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涉生態資源保護刑事案件過程中,應嚴格執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加大對各種污染環境、破壞林業資源、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生物資源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嚴懲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貪污受賄及各種破壞生態資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背后的瀆職失職等犯罪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堅持“懲防并重”原則,最大限度預防減少違法犯罪,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二是充分發揮民商事審判職能,加大生態資源民商事司法保護的力度。人民法院要依法審理好各類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件,貫徹落實好國家的節能減排政策,正確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準確認定環境污染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合理確定侵權人、共同侵權人和第三人的民事責任份額和責任方式,全面賠償受害人因侵權遭受的損失。支持對廢棄礦地的合理開發利用,推動資源型企業轉型升級。妥善審理好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產業糾紛案件,支持相關企業做大做強。加強對企業破產、改制、重組、清算等案件的審理,注重淘汰落后產能,推動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業依法退出市場。三是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推動創新型綠色產業的發展。人民法院要深入貫徹落實《黑龍江省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加大對生態文明建設重大科技成果和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信息、現代裝備制造等六大戰略性新興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嚴厲制裁侵犯其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支持科技創新,保護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妥善審理涉及環境保護技術、林業農業科技專利權案件和植物新品種等案件,促進科技成果的創造、流轉和應用。加強對涉及生態保護企業和產品馳名商標、特色產品商標、生態文化特色品牌和其他知名品牌的保護,促進我省生態保護品牌經濟和特色農林牧業等行業的健康發展。四是充分發揮行政審判職能,依法支持和監督環保行政執法機關履行環保職能。人民法院在審理涉環保行政訴訟案件中,對行政主體不履行法定監管職責或者濫用職權給公民造成損害的,應依法判令行政主體履行職責或者承擔國家賠償責任,促使行政主體不斷提高保護生態資源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責任感。加大對環保非訴行政案件的審查執行工作力度,在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基礎上,大力支持政府及相關行政部門治理污染、治理食品安全、制裁破壞生態文明建設等行為,依法維護行政監管部門的執法權威,嚴厲打擊生態環境違法行為。五是加強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的執行工作。充分運用執行聯動機制、執行威懾機制,包括綜合運用公告執行、懸賞執行、審計執行、委托調查等執行措施,強化對破壞生態資源刑事犯罪案件財產刑、民商事案件生效裁判和環保非訴行政案件的執行,提高執行標的到位率。對涉生態資源保護的執行案件應建立回訪制度,尤其是對具有補植、補種或恢復環境等內容的執行案件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回訪,督促被執行人履行。被執行人拒不履行的,應啟動強制執行程序或替代履行程序,確保判決執行到位。

   (三) 積極探索創新,完善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審判工作機制

   1.研究采取最有利于生態資源保護的裁判方式。我國《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規定的侵權責任承擔方式中,“賠償損失”應用最為廣泛,但此種責任承擔方式僅解決了“私人”利益的損害,“公益”的損失沒有反映,使得環境污染后的恢復工作成為空談。因此,人民法院需要在裁判方式上進行創新,如“恢復原狀”的判決方式,人民法院在審理涉生態環境保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附帶民事訴訟中,除判令侵權人賠償損失外,還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判令侵權人補植、補種或恢復環境,侵權人在規定期限內拒絕承擔環境恢復責任或者無正當理由不能完成環境恢復的,可以由他人代為履行環境恢復責任,費用由侵權人承擔。對于盜伐、濫伐林木等刑事犯罪案件,除判令被告人承擔刑事責任外,還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的規定,判處被告人補種盜伐、濫伐樹木,拒不補種樹木或者補種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由林業主管部門代為補種,所需費用由被告人支付。同時,我們也可以在裁判里引入恢復原狀的標準:當地適用的環境質量標準、環境要素原有的功能標準等等,以使“恢復原狀”責任承擔方式具有可操作性

   2.探索完善涉生態資源保護的審判工作機制。生態資源保護案件除本身固有的復雜性、長期性和隱蔽性等特點外,環境資源的生態功能、環境資源損害的認定等等問題也非常專業。因此,審理生態資源保護案件,不僅需要一般的訴訟知識和審理技能,還要有專門的生態資源法律知識,這決定了生態資源保護案件的審理工作必須走專業化的發展道路,即打造一支具備良好的民事、刑事、行政審判和執行業務素質,以及一定生態資源科學知識的專門化法官隊伍。基于以上,可以探索建立專門從事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審理工作的審判庭或合議庭,甚至可以突破民事、刑事、行政、執行分庭分工的傳統。實行“四合一”的審判執行模式是司法發展的必然選擇,它有利于整合審判資源,統一司法尺度;有利于充分發揮現有生態資源司法專門人才的作用、加快生態資源司法專門人才隊伍的培養和建設;有利于拓寬生態資源保護案件的來源和解決生態資源保護案件數量少、分布不均的問題;有利于人民法院與行政執法機關的橫向交流、協調配合;有利于提高全社會環保意識。針對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專業性強的特點,可以選任生態資源保護方面的相關專家擔任人民陪審員、特邀調解員,探索建立生態資源保護專家證人制度,并設立生態資源保護專家庫,為法院司法審判提供專業支持。也可以根據需要引進專業人員或環境法學專業的高校畢業生到法院工作,同時應加強對審判人員涉生態資源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學習培訓,努力培養一批精通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審理的專家型、復合型人才,逐步實現生態資源保護審判的專業化。

   3.探討建立環境侵權責任保險和損害補償基金制度的可行性。由于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尤其是環境侵權案件具有社會性特點,其受害地域廣闊、受害人數眾多、賠償數額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難以承受。因此,為確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賠償,應對有高度污染危險的企業,實行強制性責任保險,并明確具體地規定承保范圍、保險金額、責任條款和理賠程序等。這樣,不僅可以提高環境侵權的賠償能力,也可以使受害人得到較充分的補償。此外,針對加害主體難以確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經破產或關閉,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應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設立損害賠償基金制度。即政府以征收環境費(包括排污費、自然資源補償費等)、環境稅等特別的費、稅作為籌資方式而設立損害補償基金,并設立相應的救助條件,以該基金補償環境侵權的受害人的制度。

   4.完善環境保護的訴訟程序及訴訟規則。一是確定環境糾紛案件的管轄權原則。我們可以探索建立環境糾紛案件專屬管轄和指定管轄原則,此外,鑒于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法律關系復雜、影響面較大、法律適用難度大,為避免地方干擾和影響,利于對案件進行公平公正的審理,也可以實行提級管轄原則。二是完善案件審理中諸如侵權事實與證據認定、因果關系推定及舉證責任倒置原則運用等不明確的審判程序與實體裁判規則等。三是完善我國環境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四)堅持能動司法,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效司法服務

   1.加強生態資源保護的司法建議工作。人民法院在審理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時,要及時分析案件中反映出來的生態資源保護方面的突出問題,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提出防治環境污染、保護改善環境、維護生態文明的司法建議,促進地方政府嚴格執行環保政策和嚴肅環保執法。對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或社會矛盾激化的涉生態資源保護案件,應及時向地方黨委、政府、人大、上級法院報告通報,爭取指導支持,力爭最佳辦案效果。

   2.建立生態資源保護聯動化解機制。生態環境法制的建設需要公檢法、司法機關和環境資源行政主管部門的相互合作和相互配合。人民法院除依法公正高效審理好與生態資源保護相關案件外,還要加強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和行政執法機關的聯動執法,形成司法與行政執法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相互彌補、相互監督的生態資源保護執法新機制。通過建立生態資源保護執法聯系會議制度,共同研究、探討執法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通報生態資源違法犯罪案件的移送辦理情況等。建立生態資源保護執法聯絡員制度,負責協調本部門與其他執法部門之間生態資源保護執法案件的協作及案件移送辦理工作等。

   3.努力提升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審判、執行的社會效果。人民法院應與環保行政執法機關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并提供條件讓公眾和媒體廣泛的參與環境監督。同時,大力提升生態資源保護案件審判、執行的社會效果,充分利用成功的公益訴訟案例,利用報紙、電視等載體和網絡新媒體著力加強對環境資源保護、生態文明建設等的司法宣傳教育工作,在重點林區、礦區、景區等積極開展巡回審判、就地辦案,擴大生態資源審判的影響力和社會效果,將生態文明意識和依法維權意識普及到最廣大人民群眾中去,提高公眾的維權意識,鼓勵檢舉揭發各種環境違法行為,推動環境公益訴訟。進而推動全社會共同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努力使龍江的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景更美,經濟社會更好更快更加健康發展。

   結語

   “懲罰是手段,保護才是目的”,人民法院的司法保護是對生態資源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但立法、司法的滯后性特點決定了單一的司法手段不可能滿足生態資源保護的全部需要。我們在倡導建立科學合理的生態資源司法保護制度的同時,更要積極引導全社會共同參與生態文明建設。保護生態資源環境,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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